非原创 公号:创意写作在华商 发布时间:2022-07-26 22:45 发表于湖南
我坚信，那些被我们铭记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所展现给我们的现实片段远远超越了小说讲述的故事本身。超越故事本身这种说法可以有很多种意思：可能意味着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小说可以使用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一对夫妻或者一户人家的行为与生活，但是，如果除了我们读到的内容之外，小说中发生的事还能让我们进入小说本身并没有必要说明的人物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内在人格，那么这部作品就会被人铭记。
现实主义短篇小说
[阿根廷] 胡里奥·科塔萨尔
林叶青 译
好了，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就和我说的其他内容一样，这并不是文学理论；它们永远是假设，
是我们不断投掷的漂流瓶，你们可以自己展开讨论，提出批评。大体上说，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和幻想短篇小说相比，除了主题不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那就是出于定义的要求，现实主
义短篇小说必须深深植根于主题，以及它描绘的情景。不论我们熟悉与否，这些情景显然是从我们周遭的现实中提取出来的。幻想小说可以脱离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主题，甚至可以与之背道而
驰，这种情况在伟大的幻想小说中很常见。现实主义小说面临的第一大危险就是过分强调主题，
并认为它是小说的根本意义。这种观点会带来许多相当复杂、相当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常会读到一些短篇小说，作者认为它们是现实主义作品，因为其中的确包含了一个或几个人物的生活片段、特定的情景和特定的情节事件。一些作者觉得某个主题很有趣，觉得自己讲述的情节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或是认为自己正在记录已经发生过的事，在他们看来，只要选择了这样的主题，就可以写成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任何一个有过写作经验的作家都知道实际并非如此：在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中，主题是根本的、极其重要的，因为现实是无穷无尽的，而短篇小说永远是对现实的一种切割、分离和选择。因此，主题是出发点，作家从这个基础出发，开始叙述故事。但是，一部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何时才能变成伟大的作品呢？它何时才会变成契诃夫、奥拉西奥·基罗加和莫泊桑的作品呢？它何时才能具备那些能让作品不被遗忘的元素（这些元素有时是无法估量的）呢？就像我们在谈论幻想短篇小说的时候也谈到了一些能让幻想作品不被遗忘的元素一样。
在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中，在莫泊桑、契诃夫或者基罗加的短篇小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也尝试写过十足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里面没有任何反常元素，所以，从我的个人经验出发，我坚信，那些被我们铭记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所展现给我们的现实片段远远超越了小说讲述的故事本身。超越故事本身这种说法可以有很多种意思：可能意味着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小说可以使用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一对夫妻或者一户人家的行为与生活，但是，如果除了我们读到的内容之外，小说中发生的事还能让我们进入小说本身并没有必要说明的人物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内在人格，那么这部作品就会被人铭记。
现实主义短篇小说总是比它的主题内涵更丰富：主题绝对是最根本的，但是如果一部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仅仅局限于主题的话，那么它就只能沦为我们经常读到的众多普通小说之一了。撰写这些小说的初学者会因为自己经历了某件触动他的事（可能是历史事件、恋爱经历、心路历程，甚至可能是某件滑稽风趣的事），进而认为只要把它记录下来就会是一篇很好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它永远都不会是一篇出色的作品，因为它的主题只限于故事本身，而当故事结束的时候，小说也就死去了。读者读完最后一个词之后，必然会开始遗忘这部作品。大家只须读一读或是想一想那些没被遗忘、被人铭记的作品就会发现，在故事的背后，作者会暗暗地、间接地启动一个力量系统，他不必提及那些驱动性力量，只需要把故事的情节讲明白就可以了；这些力量会以不同于小说本身的方式推动叙事，并赋予作品一种纯粹的故事并不具有的力量。
在拉丁美洲目前的状况下，在许多国家，一些参与历史进程的作家写下了不朽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他们常常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传达与自己民族历史相关的信息或可靠的观点。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直接说明小说表面背后的内涵，但其作品总是在隐隐地揭露事物的状态、危机四伏的体制和消极被动、倒行逆施的人类现实。实际上，如今几乎所有值得铭记的拉美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它们的数量非常多──都具有这种揭露现实的意义。有趣的是，作者并不总能完全意识到自己在揭露现实。可即使这不是他的目的，一旦他选择了某个特定的主题，他就赋予了小说这种意
义。如果读者能够对此分析，如果他能够思考，如果他能够感知小说背后的深层体验，那么小说的这种意义就能传达给读者。
©Dorothea Lange｜The Road West, New Mexico. (1965)
六年前，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它没能在阿根廷出版，因为政府当局告诉我的编辑，如果这篇小说和另一篇──另一篇是《索伦蒂纳梅启示录》──出现在我当时正在筹备的短篇集里（而我那时已经把书交给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编辑了），出版社就得承担后果。（我没必要说出后果是什么，大家只要看看报纸就知道了。）编辑自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这本书没能在阿根廷出版，而是完整地在墨西哥出版了，因为我绝对不会同意撤下那两篇小说以让这本集子在阿根廷出版；相反，我记得我当时略带黑色幽默地回复说，只要能在扉页上说明原因，我就愿意撤下那两篇小
说，最后当然没人接受这个方案。这篇短篇小说完整地登在了墨西哥版上，我认为它完全符合我们正在谈论的与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相关的内容。它叫作《第二次》，我不打算朗读它，就简单地概括一下。小说讲述了一个女孩收到了一张通知单，让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某条街上的某个政府单位办事处办理手续。这个女孩被描述成一个非常单纯、非常天真的人物，只知道这是件很繁琐的事。她在约定的时间到了那里，走进了一条很长的走廊，那里已经有人在等了。走廊另一边有一扇门，是办事处的入口。她不得不坐下，因为有好几个人得先进去。正如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生的那样，她开始和周围的人说话。其中有个男孩，他告诉她自己已经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得填写很多表格、回答各种问题，之后还得来第二次；这个女孩是第一次来，而他则是第二次。他们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其他人陆续进去了，他们在里面待了五到十分钟后就出来
了，因为只有两扇门：办事处的门和走廊另一边通往楼梯的门。在某个时刻，轮到那个男孩了。由于差不多同龄，两人聊了一会儿天，一起抽了根烟，还跟对方说了自己居住的区域和工作的内容，建立起了很友好的关系。那个女孩相信，男孩走进办公室之后，马上就会出来，然后她也马上就能进去，一切很快就能结束。两三分钟过去了，大门打开了，可是那个男孩没有出来，出来的是一名职员，他示意女孩进去。她有些惊讶，因为只有这一扇门，所有人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所有先进去的人，都已经从那里出来了，还打了招呼；所有人，一共四个人。她想，可能那个男孩还在办公室里，由另一名职员接待，而且他的手续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可是，等她走进办公室（办公室的确很大，里面有很多张桌子），她环顾四周，却没看见他。与此同时，她被叫到了一张桌子前，她得填好多没完没了的表格，这样的事在这类办事处里十分常见。她依然很担心，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她想，可能还有第二扇门，只不过她没看见，他可能是从那扇门出去了，因为她记得他是第二次来了，而她还是第一次。所以她想，可能第二次来的人是从另一扇门出去。她又四处看了看，但还是没看见什么别的门。最后，他们收了她的文件，跟她说可以走了，还说他们还会再约见她，她得再来一次。她离开了，慢慢地走下楼梯，来到了大街上，她四下张望，心想那个男孩会在哪里呢。她又等了一会儿，因为她对他的印象不错。不过，没过多久，她就为自己一个女孩子在那里等一个几乎不怎么认识的男人感到不自在，所以她就走了。
这篇小说大概就是讲了这样一件事。在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阿根廷政府开始采用最残忍的镇压方式，大家把它叫作“失踪”：人们突然永远彻底失去了音信，只有极少数人重新出现。根据各个国际调查委员会的统计，在过去几年里，失踪人数达到了一万五千人。对于许多阿根廷人来
说，对于那些有亲人“失踪” 的人来说（人们想到这个词的时候，总会带上引号，因为失踪者很久没有出现，人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被抓，也没有任何他还幸存的迹象，所以人们会猜想他失踪后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失踪人口的话题是最痛苦的精神创伤。这篇小说当时不能出版也在意料之中，但说到小说本身，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这完全是个遵循线性发展的小说，讲述了某个人走进一个政府单位办事处后再也没有出来的离奇事件。（好吧，可能他出来了，但是那个女孩分神了，没看见他。不过，由于走廊是离开的必经之路，这不太可能，但也许还有一扇被海报遮住的门，只是她没看见而已。）小说没有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失踪恰恰是无法解释的：人们失踪了，而失踪的原因却不得而知。我写作的时候，小说确实暗含对这类失踪事件的揭露指责，但除了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设定之外，小说绝对没有明确地指向它们，这只是某个办事处里发生的一件很小的官僚主义插曲。是读者在重新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发现，这种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机制竟然能够在本质上呈现极其丰富深刻的作品内涵，这一点在这篇小说中以一种相当令人胆寒的方式体现出来：它表明现实本身比故事表面的简单叙述要复杂、诡谲得多。
©Dorothea Lange｜A Very Blue Eagle. Along California Highway. (1936)
还有一篇短篇小说，行文机制与此类似，我也想简单地复述一下。小说名叫《为您效劳》，是我很多年前在巴黎写的，小说完全基于现实。我当时在一位阿根廷朋友家里做客，她是名作家。在我们俩随意地聊着这个那个的时候，她突然乐不可支地告诉了我一件她觉得非常好笑的事：有一位年纪很大的法国女士每周来她的公寓打扫两次，我们就叫她女佣吧（当今时代，伟大的自由主义十分盛行，人们不敢用“女佣”这个词；大家都用“助理”、“助手” 这样的词），人们出钱请她为自己打扫房屋、清洗杯盘。这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心思非常单纯，她告诉我的朋友（这些女士很喜欢聊天，特别是巴黎人），有一回，她被人租用──她用了这个词──去一户人家照看几只狗，因为那里有场聚会，狗会碍事；那是一所高级公寓，聚会持续了一整晚，她一直都得在房间里让狗保持安静。主人租用了她，让她坐在那里喂那几只狗喝水、吃饭，还得保证不让它们打
架。这本身已经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故事了，但她又接着说，还有一回（很明显，这位女士经常碰上这种事）她又被租用了，雇主让她扮演一位即将被下葬的先生的母亲：让她参加葬礼，在棺材前哭泣，扮演一名绝望的母亲，因为这位先生属于巴黎的上流阶层，是一位非常知名、年轻的时装设计师，他离奇身亡，情况或许有些可疑，他周围的人认为，如果“他母亲”（带有引号）能来，葬礼就会有一种庄重的氛围。这背后隐藏着一段阴暗的故事，很可能与毒品或者同性恋有
关，但是这位女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非常天真，只记得他们租用她是为了扮演死者母亲的
角色。她接受了，因为她很穷。她做到了，而且完成得很好，他们给了她小费，一切非常顺利地结束了。我的朋友和我讲了这两件事，我告诉她：“这可以写成一篇小说了，还会是篇伟大的小说。”她却对我说：“我不觉得这是小说的题材。”她也是作家，这么说有些不可思议。我想了想，回答说：“好吧，你能把这几个点子送给我吗？也许我有一天 ”她说：“好，如果你想写就写吧。”几天后，我写下了这篇小说，并把它献给了这位朋友，因为她非常慷慨地把那位老太太的故事送给了我。我只做了一项文学性处理，就是把那两件事合并起来了，因为那位女士跟她说的照看狗和假扮母亲的事是发生在两户不同人家里的独立事件；我发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可以通过文学手段建立非常出色的联系，小说也的确实现了这个目标。这可能是我写过的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是用第一人称讲述的：叙述者是弗朗西内太太，这位年老的女佣讲述着她人生中发生的故事。她按着自己的感受和经历，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这些故事。她对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只有非常表面的认识：首先，她被带进了巴黎别墅区的豪宅里，因此她表现得毕恭毕敬，那里有许多女佣和管家，而她负责照看小狗那晚的聚会也美妙绝伦。轮到她扮演已故时装设计师的母亲时，地点也是在巴黎郊区的一座豪宅。她被这事彻底震慑住了，她毕恭毕敬，而且打心底里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羞辱的意味：她得到了报酬，不违法，而且她完成了他们要求她做的那两件事。我更愿意这样书写这个故事，好让像弗朗西内太太一样天真的读者察觉不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好让他们读了以后会说：“这个女人照看完小狗，然后又去假扮一名过世的服装设计师的母亲，真是怪事！” 这很荒谬，但我清楚地知道，这篇小说是写给那些能够马上明白这类现实的运行机制的读者的，也就是说，天真的弗朗西内太太一面讲述，一面让读者领略那个道德极度沦丧、极其腐化的社会，它隐藏在每一句话的背后，用圣经中的话来说，这个社会就好比是一座被粉饰的棺椁，身在其中的人得维护自己的面子，得伪装，要是真正的母亲并不存在或是没有到场，还得创造出一个母亲来：只要能贯彻完成那些维护它、支持它、捍卫它的仪式和礼节，这个社会就绝不会犹豫半分。这就是这篇小说的第二重含义，我认为这绝对没有减少小说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有什么能比我们时代、所有时代的堕落社会更现实的呢：它是人类的诸多社会形态之一，是非常现实的存在。我之所以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必须明确我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
选自《文学课》，新经典文化丨南海出版公司，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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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阿根廷著名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代表人物。
1914年生于比利时，在阿根廷长大，1951年移居法国巴黎。著有长篇小说《跳房子》，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游戏的终结》《万火归一》《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等。1984年在巴黎病逝。科塔萨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实验精神的伟大作家。《西语美洲文学史》的作者奥维耶多说：“每当想到科塔萨尔的名字，人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迷人。”
题图：©Jacqueline Hick丨American Scene
策划：杜绿绿 丨排版：阿飞
转发自公众号“ 飞地Enclave”
初审 // 陈柔伊审核 // 黄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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